编者按：周世雄，1983-1986年任国际教育中心代主任、1987-1991年任海外函授学院副院长、国际教育中心副主任、1991-1995年任海外教育学院副院长、1995-1999年任海外教育学院院长。

父亲的峥嵘岁月——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周志文

我的父亲周世雄一生经历了三个阶段：作为军旅翻译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在外交部担任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翻译，在母校厦门大学从事国际交流和海外教育工作。1962年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对他而言是刻骨铭心的，他在《亲历血与火的洗礼》一文中写到：“这场血与火的洗礼，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重大影响，深刻影响了我的人生。”

《亲历血与火的洗礼》

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五十周年之际，父亲于2013年9月6日在《厦门日报》发表了一篇短文《亲历血与火的洗礼》，他在文中写到：“中国军队是一支能打仗、能打胜仗的威武之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写此短文，纪念那段难以忘怀的日子，并怀念当年并肩战斗的战友们，他们和我一样都已过古稀之年。”这是父亲一生留下来仅有的二篇文章之一，另一篇是他为母校厦门二中建校120周年写的纪念短文《我们奋斗过》。

从北大校园奔赴战场

军令如山倒，25岁的北大学子义无反顾上了前线。父亲在《亲历血与火的洗礼》中写到：“1959年，我由外交部选派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1962年10月间，解放军总参谋部向外交部借调人员，我奉命赴西藏中印边界参加自卫反击战以及随后的印军俘虏的管理工作。直至1963年6月，数千名印军战俘全部释放后，我才返回北京继续我在北大的学业。”

一枚炮弹

父亲讲过这样一件事：当年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前线，文职人员除了外交部的战地翻译，还有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战地记者。深入作战一线的时候，战地翻译的帐篷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记者的帐篷相距不远，有一次一枚炮弹飞过来，打中了八一电影制片厂记者的其中一顶帐篷，里面的人员全部牺牲。战后，他在观看自卫反击战纪实记录片时，看到了牺牲记者的名字。父亲曾经对我说：“战争是残酷的，上了前线就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如果当年那枚炮弹击中的是我的帐篷，那你就不会降生到这个世界了。”

印军少校的信

父亲在《亲历血与火的洗礼》一文中写到：“中国军队是一支文明之师，对待俘虏实行人道主义，就像印军的辛格少校在被俘后写给我的一封信里说的：‘我极其感激中国军队官兵们，尤其是周先生，您帮助我在被俘后把我从死亡线上挽救过来，给我和我的部属以最同情的宽待......我和全世界都应学习中国人善待俘虏的宽宏大度。’”照片是当年在印军战俘营拍摄的，后排左三是辛格少校，后排右一是父亲。

珍藏半个世纪的帽徽和慰问品

2019年父亲病重时，他把珍藏了五十多年的物品交给了我，一个帽徽、一个陶瓷杯子和一条毛巾，父亲对我说：“我把这些跟了我一辈子的东西转交给你，是传承，也是念想。”帽徽是当年他参加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时军帽上的，帽徽上的五角星里面是“八一”2字；陶瓷杯子和毛巾是当年中央慰问团到西藏前线慰问参战人员的纪念品，上面印有“赠给英勇保卫边疆的边防部队”、“不愧为伟大的人民，不愧为伟大的军队”、“中央慰问团赠”等字样。父亲在《亲历血与火的洗礼》中写到：“亲历了这段刻骨铭心的岁月，才深刻体会到这些话的分量及其深刻的含义。”

二张老照片

几十年来，父亲的书桌上一直摆放着二张老照片。一张是他在拉萨拍摄的英姿勃发的军装照，他在《亲历血与火的洗礼》一文中写到：“这张照片是我在西藏完成一项特殊任务后，从位于中印边界附近海拔4500米的隆子印军战俘营返回拉萨后，在布达拉宫前拍摄的。这张珍藏了半个世纪的照片，是我众多照片中最令我激动不已而回味无穷的。”

另一张照片上有二行字：“贺龙元帅接见在印俘收容所工作的外文干部等人员合影”、“1963年6月30日于北京，”父亲在照片的第三排左二。他在《亲历血与火的洗礼》中写到：“赴藏人员返回北京，祖国给我们很高的荣誉，贺龙元帅、杨成武上将、肖华上将、谭冠三中将、张国华中将以及外交部副部长耿飙等领导还亲切接见和宴请了我们。”贺龙元帅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杨成武上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肖华上将时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谭冠三中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政委，张国华中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已经过去了近六十年，它对父亲的一生产生了很大影响。几十年来，父亲对我的言传身教中，蕴涵了很多他亲历那场血与火洗礼的思考、感悟与情怀。

今天是父亲离世二周年的日子，谨以此文缅怀他！

                   2021年11月15日